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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十六国时期汉族与匈奴等族的互化

2012-01-13 01:07:52 作者: 来源:中国历史网 点击:

由胡入汉的乐器胡笳由胡入汉的乐器胡笳

  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进入汉族农业区,必然为先进的社会所同化,这就是所谓汉化。它当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匈奴及其他民族的汉化都是如此。

  从东汉初年南匈奴进入山西,到西晋初年匈奴部众的南迁,持续了二百多年,匈奴逐步汉化。以至于匈奴人建立的政权,称之为“汉”,是“十六国”之一。大约在曹操晚年,匈奴贵族因上代是汉朝皇帝的外孙,而改姓刘。

  汉国的建立者刘渊,在学习汉族传统文化方面很下功夫,他师事著名经学家崔游,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其爱好《春秋左氏传》。他能背诵孙、吴兵法,熟读诸子百家以及《史记》、《汉书》,颇为自负,自命汉初辩士随何、陆贾与名将周勃、灌婴四人才干集于一身。304年,他起兵反晋,为了争取汉人的支持,宣称自己是“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因此他立国号为“汉”,自称汉王,追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以示自己的政权是汉朝宗室的延续。

  刘渊建立汉国后,任用他的经学老师崔游为御史大夫,东汉大儒卢植的曾孙卢志则被任命为其子刘聪的太师。由此不难看出,十六国的第一个政权的建立者——匈奴人刘渊——汉化程度之深。建立后赵国的羯族人石勒,汉化程度也很深。他认识到羯族力量有限,要巩固后赵政权,必须争取汉人合作,尽量利用汉人的治理方略。他重用“博涉经史”的汉人张宾为谋主,言听计从,下令胡人不得凌辱衣冠华族(汉人),派官员到各地劝课农桑。他不识字,却喜欢听人讲经、诵读史书,虽在戎马倥偬之中,也不稍懈怠。

  他设立太学和郡国学,用儒家经学培养包括羯族将领子弟在内的人才,并且建立秀才、孝廉试经之制,用儒学选拔官员。氐族建立的前秦国的君主苻坚,重用汉族寒门士人王猛,按照汉法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文化,对王猛主张“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十分欣赏与支持。他广修学宫,亲临太学考试学生经义优劣,奖励儒生,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他对博士王寔说,朕一月之内三次亲临太学,发现人才,躬亲奖励。其目的在于,不使周公、孔子的微言大义在我手里失传,是不是可以追上汉武帝、汉光武帝了?王寔回答道,陛下神武拨乱,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汉武帝、汉光武帝不值得相提并论。这样的事例可以举出很多。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胡人汉化,中原的儒学起到了关键作用。

  魏晋南北朝史专家何兹全说:西晋末年,随着士族上层的渡江南下,装在他们头脑里的玄学也被带过江去,原先影响甚微的经学士族留在北方,他们保持着汉朝经学重礼仪的传统。而胡族政权武力占据北方,要立国中原,必须熟悉儒学传统,崇尚中原文化,以汉法治汉人。胡族君主与汉人士族在这种背景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儒学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与同化作用。

  民族的同化总是双向进行的,胡人汉化的同时,就是汉人胡化。所谓汉人胡化,是在长期的交流中,汉人在生产、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吸收了胡人的习俗。这种变化,从东汉末年已经开始,《后汉书·五行志》写道:“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你看,皇帝对胡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很感兴趣,包括胡人的服装、胡人的帐篷、胡人的高足家具、胡人的饮食、胡人的乐器、胡人的舞蹈等等。由于皇帝的倡导,京都的达官贵人都竞相仿效,兴起了汉人胡化的之风。这种风气到五胡十六国时期达到高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床”——胡人发明的高足座椅。中原汉人一向的习惯是席地而坐,或是跪坐,或是盘腿坐,并无坐椅子、凳子的习惯。所以竹林七贤双脚前伸的坐法被称为“箕踞”,是极不恭敬的失礼举动。胡人发明的座椅,被汉人称为“胡床”,它还有这样一些别称:绳床、交椅、交床、逍遥座、折背样、倚床。胡床自北而南广为流行,促使高足家具的兴起,终于改变了汉人席地而坐的习惯。

  “筵席”一词与席地而坐的习俗紧密相连,举行宴会时,在地上铺上大的“筵”,再铺上小的“席”,作为座垫,中间有矮足的称为几、案的桌子。这种筵席方式,至今在日本、韩国依然可以见到。胡床及高足家具流行后,人们不再席地而坐,宴饮搬到了高高的桌子上,但“筵席”的说法一直沿用下来,不过已经失去了它的本意。

  十六国时期,随着骑马民族的南下,把畜牧及与其有关的生产技术带到了中原地区。据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牛、马、骡、羊等牲畜的饲养、役使方法,兽医术、相马术,以及制作毛毡、奶酪、油酥的技术,逐步为汉人所接受。《齐民要术》还谈到胡人的饮食习惯对汉人的影响,它提到的“胡物”有:胡饼、胡椒酒(筚拨酒)、胡饭、胡羹、羌煮等,看来中原地区的汉人已经把胡人的饮食习惯吸收到自己的生活中,逐步采用烧烤兽肉、奶酪为饮料的胡人习俗。胡语、胡歌、胡乐、胡舞、胡戏的流行,给中原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和色彩。

  北方汉人子弟以学习胡语为时髦之举,久而久之,北方汉语中充斥了“胡虏”之音。胡乐对中原音乐的影响是深远的,胡笳、羌笛、琵琶等乐器,随着民族大迁徙,从漠北、西域以及其他地区传入中原,使传统音乐显得更加丰富多彩。西晋后期,天竺国送给凉州刺史张轨乐工二十二人,乐器一部,其中有笛子、琵琶、箜篌、五弦琴、铜鼓、皮鼓等,还带来了天竺调等乐曲。前秦末年,吕光远征西域,又获得筚篥、腰鼓、答腊鼓,以及龟兹乐曲。我们不难从中窥知,当年中原胡歌、胡乐盛行的斑斓景象,汉胡互化的累累硕果。我们先人的这种大智慧,令人敬佩,也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