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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过秦论》赏析

2011-11-18 00:21:41 作者: 来源:中国历史网 点击:

【题解】
  《过秦论》,论秦之过也。原文分为上、中、下三篇。载于《新书》第一卷,《文选》卷五十一,另见于《史记·秦本纪》、《史记·陈涉世家》及《汉书》。全文着重从各个方面分析秦王朝的过失,故名为《过秦论》。《过秦论》是史论,文章总论了秦的兴起,灭亡及其原因,鲜明地提出了本文的中心论点:“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其目的是提供给汉文帝作为改革政治的借鉴。
  贾谊(前200-前168),世称贾太傅、贾长沙、贾生。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西汉初期的政论家、文学家。年少即以育诗属文闻于世人。后见用于文帝,力主改革,被贬。改任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堕马而死,自伤无状,忧愤而死。主要文学成就是政论文,著有《新书》十卷。代表作有《过秦论》上、中、下三篇,《陈政事疏》(亦名《治安策》),《论积贮疏》等。《过秦论》总结了秦代兴亡的教训,实则昭汉之过。《陈政事疏》和《论积贮疏》是批评时政之作,提出用“众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巩固中央集权制。要“驱民而归之农”,巩固政权。其文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气势汹涌,词句铿锵有力,对后代散文影响很大。鲁迅曾说,他与晁错的文章“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赋七篇,被贬长沙途中渡湘水时作《吊屈原赋》,以自谕。谪居长沙三年,作《鵩鸟赋》,假托与鹏鸟的问答,说明“万物变化之理”,对死生荣辱,万物众生,皆不在意。发自肺腑,哀伤之情跃然纸上。假辞赋之要,抒忧国之情。其赋皆为骚体,形式趋于散体化,是汉赋发展的先声。所著文章五十入篇,刘向编为《新书》十卷,已散佚不全。明人辑有《贾长沙集》,今人辑有《贾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原文(上)】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师,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以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译文(上)】
  秦孝公占据着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地势,拥有雍州的土地,君臣牢固地守卫着,谋取周王室(的权力),有并吞天下的意图(有像卷席子一样卷走天下,像包包裹一样包走九州,像装口袋一样装走四海,吞并八方荒远之地的意图)。在那时候,(有)商鞅辅佐他,对内建立法规制度,大兴耕作纺织,修造防守和进攻的器械;对外实行连衡策略,使山东诸侯自相争斗。于是,秦人毫不费力地夺取了西河之外的土地。
  孝公死后,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先后)继承已有的基业,沿袭前代的策略,向南攻取汉中,向西吞并巴、蜀,向东割取肥沃的地盘,向北占领要害的郡邑。诸侯恐慌害怕,开会结盟,谋求削弱秦国的办法。不吝惜奇珍贵重的器物和肥沃富饶的土地,用来招致天下的优秀人才,订立合纵盟约,结成一体。在这个时候,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位封君,都见事明,有智谋,心地诚而讲信义,待人很宽厚,对贤能之士很敬重,(他们)以合纵之约击破秦的连横之策,将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的部队结成联军。在这时,六国士人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等人为他们出谋划策,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等人(为各国)沟通意见,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等人统率他们的军队。他们曾经以十倍于秦的土地,上百万的军队,开往函谷关去攻打秦国。秦人大开关门引敌深入,九国的军队(却)迟疑起来,不敢入关。秦人没有丢失一支箭那样的消耗,天下的诸侯(却)已陷入狼狈不堪的境地了。这样一来,纵约解散了,各诸侯国争着割地来贿赂秦国。秦有富余的力量利用对方弱点来制服他们,追赶(九国的)败兵,百万败兵横尸道路,血流(成河),大盾牌也漂浮得起。(秦国)凭借这有利的形势,割取天下的土地,(重新)划分山河的区域。强国主动表示屈服,弱国(按时)入秦朝拜。
  待到孝文王、庄襄王依次继位,他们统治的时间不长,秦国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到始皇的时候,发展六世遗留下来的功业,以武力来统治各国,将东周、西周和各诸侯国统统消灭,登上宝座来控制天下,用严酷的刑罚来奴役天下的百姓,威风震慑四海。向南攻取百越的土地,把它划为桂林郡和象郡,百越的君主低着头,颈上捆着绳子,性命听凭秦的下级官吏处理。于是(又)派蒙恬到北方去修筑长城,守卫边境,击退匈奴七百多里;胡人(再)不敢到南边来放牧,勇士不敢拉弓射箭来报仇。
  接着就废除古代帝王的治世之道,焚烧诸子百家的著作,为的是使百姓变得愚蠢;毁坏著名的城邑,杀掉英雄豪杰;收缴天下的兵器,集中在咸阳,去掉刀刃和箭头,用来铸成十二个铜人,以便削弱百姓(的反抗力量)。然后踏上华山修城墙,借用黄河做护城河,上有亿丈高的城墙,下临不可测量的深渊,作为坚固(的防御工事)。好的将领手执强弩守卫着要害的地方,可靠的官员、精锐的士卒拿着锋利的兵器,盘问过往行人。天下已经安定,始皇心里自以为倚仗这关中的险固地势、方圆千里的铜墙铁壁,就可以成就子孙万代的帝王基业。
  始皇去世之后,他的余威(依然)震慑着边远地区。可是,陈涉不过是个破瓮做窗户、草绳做户枢的贫家子弟,是氓、隶一类的人,(后来)做了被迁谪戍边的兵卒;才能不如平常的人,更没有孔子、墨子那样的贤德,也不像陶朱公、猗顿那样的富有。(他)跻身于戍卒的队伍中,从田野间突然奋起发难,率领着疲惫无力的士兵,指挥着几百人的队伍,掉转头来进攻秦国,折断树枝作武器,举起竹竿当旗帜,天下豪杰如同烟般聚拢起来,纷纷响应他,都携带粮食,如影随行般地跟着他。崤山以东的英雄豪杰于是一齐起事,消灭了秦的王朝。
  可以断言,一统天下的秦王朝并没有被削弱,雍州的地势,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还是与从前无异。陈涉的地位并不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的国君更加尊贵;锄头木棍并不比钩戟长矛更锋利;那迁谪戍边的卒子的(作战能力)并不比九国部队更强;(至于)深谋远虑,行军用兵的策略,(陈涉)也比不上九国的武将谋臣。可是条件好者失败而条件差者成功,功业完全相反,为什么呢?假使拿东方诸国跟陈涉比一比长短大小,量一量权势力量,那简直是天渊之别了。然而秦凭借着它的区区之地,发展到兵车万乘的国势,招致八州的列国诸侯来朝拜自己,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然后将天下归己所有,用崤山、函谷关作为自己的内宫;一个戍卒发难就毁掉了天子七庙,皇子皇孙都死在人家手里,被天下人耻笑,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不施行仁义而使攻守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啊。


  【书评(上)】
  《过秦论》共有三篇。其中写得最好、影响最大的是这第一篇。它最早附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篇末,列为第二篇;后来褚少孙补《史记》,又把它单独附在《陈涉世家》的篇末。《汉书》《文选》也都选录了这一篇。今传贾谊所撰专著《新书》,当由后人搜辑而成,对此文则明确标出它是三篇中的“上篇”。在《史》《汉》《新书》《文选》四部书中,本篇凡五见,文章字句颇有出入。
  从明、清到当代,几乎所有的古文选本都选了这篇《过秦论》(上),因此前人对它的评语也很多。如清人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评它为“雄骏宏肆”,近人吴闿生在《古文范》的夹批中评它“通篇一气贯注,如一笔书,大开大阖”。归纳大多数评论者的意见,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是古今第一篇气“盛”的文章。因此吴闿的意见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我这篇小文就想先从气势充沛这一点谈起。
  从语言的角度看,所谓气盛的文章,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人名,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还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比比皆是,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很盛。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使文章气盛的因素之一,是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本篇之所以以气盛为特点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我以为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说理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说理,可以说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把字的篇幅概括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之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所以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事实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就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包涵了这许多东西,自然觉得文章饱满充沛,读起来思路自然而然跟着作者的笔锋走,那当然会显得气“盛”了;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是很有条理的,上来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你不由自主地会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他不中断,你就不能中断,他不节外生枝,你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本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理散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贾谊写这篇文章可以说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席卷天下”四句,“席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上都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都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的缘故。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还有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到底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没有什么希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下面我们再一段一段地简单分析一下。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事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等,愈写对方也就愈反衬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自信太强,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这里想侧重谈谈第3段。第3段开头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都没有。可是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之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就够了。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一点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必要的,也是学写作的人应予注意的。
  前面说过,第3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还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和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愈写愈神气。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这就像给皮球或车轮打气,打到最大限度,再加上两下,自然球胎或轮胎就非爆裂不可了。然后一下子反跌下来,改从陈涉方面写起,却又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写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于是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贾谊在这篇杰作中完全做到了这一点。
  金圣叹在《才子古文》(历朝部分)卷二中对本篇加批语说:“《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末句‘仁义不施’之语,便断尽此通篇文字。……至于前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补秦;后半有说秦时,此只是反衬陈涉。最是疏奇之笔。”这是说得相当扼要的。
  应该承认,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好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因此,我们一面学会了怎样作文章,一面也借鉴了历史。我们读《过秦论》(上)的目的,也正是为了这个。

 


  【原文(中)】
  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专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嚣嚣,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盛德与天下,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惟恐有变。虽有狡害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弭矣。
  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
  故先王者,见终始不变,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矣。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故曰:“安民可与为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于戮者,正之非也。是二世之过也。


  【译文(中)】
  《过秦论》(中)译文 秦统一天下,吞并诸侯,临朝称帝,供养四海,天下的士人顺服地慕风向往,为什么会象这样呢?回答是:近古以来没有统一天下的帝王已经很久了。周王室力量微弱,五霸相继死去以后,天子的命令不能通行天下,因此诸侯凭着武力相征伐,强大的侵略弱小的,人多的欺凌人少的,战事不止,军民疲惫。现在秦皇南面称帝统治了天下,这就是在上有了天子啊。这样一来,那些可怜的百姓就都希望能靠他安身活命,没有谁不诚心景仰皇上,在这个时候,应该保住威权,稳定功业,是安定,是危败,关键就在于此了。秦王怀着贪婪卑鄙之心,只想施展他个人的智慧,不信任功臣,不亲近士民,抛弃仁政王道,树立个人权威,禁除诗书古籍,实行严刑酷法,把诡诈权势放在前头,把仁德信义丢在后头,把残暴苛虐作为治理天下的前提。实行兼并,要重视诡诈和实力;安定国家,要重视顺时权变:这就是说夺天下和保天下不能用同样的方法。秦经历了战国到统一天下,它的路线没有改,他的政令没有变,这是它夺天下和保天下所用的方法没有不同。秦王孤身无辅却拥有天下,所以他的灭亡很快就来到了。假使秦王能够考虑古代的情况,顺着商、周的道路,来制定实行自己的政策,那么后代即使出现骄奢淫逸的君主,也不会有倾覆危亡的祸患。所以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建立了国家,名号卓著,功业长久。当今秦二世登上王位,普天之下没有人不伸长脖子盼着看一看他的政策。受冻的人穿上粗布短袄就觉得很好,挨饿的人吃上糟糠也觉得香甜。天下苦苦哀叫的百姓,正是新皇帝执正的凭借。这就是说劳苦人民容易接受仁政。如果二世有一般君主的德行,任用忠贞贤能的人,君臣一心,为天下的苦难而忧心,丧服期间就改正先帝的过失,割地分民,封赏功臣的后代,封国立君,对天下的贤士以礼相待,把牢狱里的犯人放出来,免去刑戮,废除没收犯罪者妻子儿女为官家奴婢之类的杂乱刑罚,让被判刑的人各自返回家乡。打开仓库,散发钱财,以赈济孤独穷困的士人;减轻赋税,减少劳役,帮助百姓解除急困;简化法律,减少刑罚,给犯罪人以把握以后的机会,使天下的人都能自新,改变节操,修养品行,各自谨慎对待自身;满足万民的愿望,以威信仁德对待天下人,天下人就归附了。如果天下到处都欢欢喜喜安居乐业,唯恐发生变乱,那么即使有奸诈不轨的人,而民众没有背叛主上之心,图谋不轨的臣子也就无法掩饰他的奸诈,暴乱的阴谋就可以被阻止了。二世不实行这种办法,却比始皇更加暴虐无道,重新修建阿房宫,使刑罚更加繁多,杀戮更加严酷,官吏办事苛刻狠毒,赏罚不得当,赋税搜刮没有限度,国家的事务太多,官吏们都治理不过来;百姓穷困已极,而君主却不加收容救济。于是奸险欺诈之事纷起,上下互相欺骗,蒙受罪罚的人很多,道路上遭到刑戮的人前后相望,连绵不断,天下的人都陷入了苦难。从君卿以下直到平民百姓,人人心中自危,身处穷苦之境,到处都不得安静,所以容易动乱。因此陈涉不凭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贤能,不借公侯那样的尊贵,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而天下响应,其原因就在于人民正处于危难之中。所以古代圣王能洞察开端与结局的变化,知道生存与灭亡的关键,因此统治人民的方法,就是要专心致力于使他们安定罢了。这样,天下即使出现叛逆的臣子,也必然没有人响应,得不到帮助力量了。所谓“处于安定状态的人民可以共同行仁义,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民容易一起做坏事”,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尊贵到做了天子,富足到拥有天下,而自身却不能免于被杀戮,就是由于挽救倾覆局势的方法错了。这就是二世的错误。


  【原文(下)】
  秦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脩津关,据险塞,缮甲兵而守之。然陈涉率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闭,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难。于是山东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其三军之众,要市于外,以谋其上。群臣之不相信,可见于此矣。
  子婴立,遂不悟。借使子婴有庸主之材而仅得中佐,山东虽乱,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宜未绝也。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此岂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于险阻而不能进者,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秦虽小邑,伐并大城,得阨塞而守之。诸侯起于匹夫,以利会,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必退师。案土息民以待其弊,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内。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为禽者,救败非也。
  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也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指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王霸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千余载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由是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
  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译文(下)】
  秦朝兼并了诸侯,山东有三十多个郡,修筑渡口关隘,占据着险要地势,修治武器,守护着这些地方。然而陈涉凭着几百名散乱的戌卒,振臂大呼,不用弓箭矛戟等武器,光靠锄把和木棍,虽然没有给养,但只要看到有人家住的房屋就能吃上饭,纵横驰骋天下,所向无敌。秦朝险阻之地防守不住了,关卡桥梁封锁不住了,长戟刺不了,强弩射不了。楚军很快深入境内,鸿门一战,竟然连篱笆一样的阻拦都没有遇到。于是山东大乱,诸侯纷纷起事,豪杰相继立王。秦王派章邯率兵东征,章邯得此机会,就凭着三军的众多兵力,在外面跟诸侯相约,做交易,图谋他的主上。大臣们不可信用,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了。子婴登位,最终也不曾觉悟,假使子婴有一般君主的才能,仅仅得到中等的辅佐之臣,山东地区虽然混乱,秦国的地盘还是可以保全的,宗庙的祭祀也不会断绝。
  秦国地势有高山阻隔,有大河环绕,形成坚固防御,是个四面都有险要关塞的国家。从穆公以来,一直到秦始皇,二十多个国君,经常在诸侯中称雄。难道代代贤明吗?这是地位形势造成的呀!再说天下各国曾经同心合力进攻秦国。在这种时候,贤人智士会聚,有良将指挥各国的军队,有贤相沟通彼此的计谋,然而被险阻困住不能前进,秦国就引诱诸侯进入秦国境内作战,为他们打开关塞,结果山东百万军队败逃崩溃。难道是因为勇气、力量和智慧不够吗?是地形不利,地势不便啊。秦国把小邑并为大城,在险要关塞驻军防守,把营垒筑得高高的而不轻易跟敌方作战,紧闭关门据守险塞,肩扛矛戟守卫在那里。诸侯们出身平民,是为了利益联合起来,并没德高望众而未居王位者的德行。他们的交往不亲密,他们的下属不亲附。名义上是说灭亡秦朝,实际上是为自己谋求私利。他们看见秦地险阻难以进犯,就必定退兵。如果他们能安定本土,让人民休养生息,等待秦的衰败,收纳弱小,扶助疲困,那么凭着能对大国发号施令的君主,就不用担心在天下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了。可是他们尊贵身为天子,富足拥有天下,自己却遭擒获,这是因为他们挽救败亡的策略错误啊。
  秦王满足一己之功,不求教于人,一错到底而不改变。二世承袭父过,因循不改,残暴苛虐以致加重了祸患。子婴孤立无亲,自处危境,却又柔弱而没有辅佐,三位君主一生昏惑而不觉悟,秦朝灭亡,不也是应该的吗?在这个时候,世上并非没有深谋远虑懂得形势变化的人士,然而他们所以不敢竭诚尽忠,纠正主上之过,就是由于秦朝的风气多有忌讳的禁规,忠言还没说完而自己就被杀戮了。所以使得天下之士只能侧着耳朵听,重叠双脚站立,闭上嘴巴不敢说话。因此,三位君主迷失了路途,而忠臣不敢进谏言,智士不敢出主意,天下已经大乱,皇上还不知道,难道不可悲吗?
  先王知道壅塞不通就会伤害国家,所以设置公卿、大夫和士,来整治法律设立刑罚,天下因而得到治理。强盛的时候,禁止残暴诛讨叛乱,天下服从;衰弱的时候,五霸为天子征讨,诸侯也顺从;土地被割削的时候,在内能自守备,在外还有亲附,社稷得以保存。所以秦朝强盛的时候,繁法严刑,天下震惊;等到它衰弱的时候,百姓怨恨,天下背叛。周朝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合乎根本大道,因而传国一千多年不断绝。而秦朝则是本末皆失,所以不能长久。由此看来,安定和危亡的纲纪相距太远了!俗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过去的经验教训不忘记,就是以后做事的借鉴)。因此君子治理国家,考察于上古的历史,验证以当代的情况,还要通过人事加以检验,从而了解兴盛衰亡的规律,详知谋略和形势是否合宜,做到取舍有序,变化适时,所以历时长久,国家安定。

  【总结】贾谊的三篇过秦论
  《过秦论》主旨在于分析“秦之过”,旧分上中下三篇,其实本是一篇,最广为流传的《过秦论》是文章的前三分之一,它通过对秦国兴盛历史的回顾,指出秦国变法图强而得天下,“仁义不施”而不能守天下。而在中篇和下篇,作者则具体地论述了秦统一之后的种种过失。中篇指出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多年的战乱,本来处在很好的形势中,但秦始皇并没有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反而焚书坑儒,以暴虐治天下;到了二世时,也不能改正原先的过失,终致国家倾覆。《过秦论》的下篇后部分,作者承接前文,指出在“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的时候,如果子婴能改变原来错误的政策,“闭关据厄”,“荷戟而守之”,是可以守住三秦之地的,以后“安土息民”,徐图发展,甚至也可以重新恢复国家的统一,但是遗憾的是,秦朝钳口闭言的一贯政策,导致上下“雍闭”,子婴孤立无亲,终于不免灭亡的命运。

  【相关人物】
  宁越
  战国时中牟人。相传他怕种田劳苦,发愤读书。别人休息他不休息,别人睡觉他不睡觉。学了十五年终于学成。见汉刘向《说苑·建本》。唐李白《上安州李长史书》:“幸容宁越之辜,深荷王公之德。”
  他家世代种田为生,但他感到种田太辛苦。便问朋友说:“怎样才能免除种田的辛苦?”他的朋友说:“如果你能立志求学,苦读30年,就不用再种田了。”
  他说:“别人休息的时候,我不休息,别人睡觉的时候,我不睡觉,我苦读15年,应当有所成就。”他刻苦读书15年,因为品学兼优,周成公就聘他为师。终于实现了他的志愿。
  相传晋时有人犯夜禁被捉到宫里。长官王安期问他为什么犯禁,他说因为在老师家学习,不知不觉夜深,所以犯禁。王听了说:“责罚象宁越那样勤学的人以树立自己的威望,是不合理的。”派人把这人送回家。见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政事》。
  战国时齐人攻打廪丘,赵国派孔青率领死士前往救援,抵御齐人,结果大败齐军,俘获齐军战车两千辆,将三万具齐军的尸首葬成两座大坟。
  宁越对孔青说:“这些车辆、尸首若不加利用太可惜了。不如把齐兵的尸首还给齐人,在齐国境内再发动一次无形的战役,让战车能发挥另一种运输的功能,而齐国的府库就会因掩埋这些尸首而耗竭。”
  孔青说:“万一齐人拒绝收尸,那该怎么办?”
  宁越说:“率军出征作战,不能得胜,是罪一;只准百姓出征,不准百姓返国,这是罪二;不肯接纳战死沙场百姓的尸首,这是罪三。有这三罪,百姓就会怨恨君主,无心尽忠君主,君主无法驱使百姓效力,这就叫二次进攻。”
  宁越可算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用武能以力取胜,用文能以德取胜。
  徐尚
  战国时人,以苏秦为首的合纵连横谋士。
  苏秦
  苏秦,字季子,东周(公元前317年前)洛阳轩里人据(今洛阳东郊太平庄一带),是战国时期与张仪齐名的纵横家。可谓“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熄”。他出身农家,素有大志,曾随鬼谷子学习纵横捭阖之术多年。被诸侯重用,相传最多时,曾身挂六国相印。与赵秦阳君共谋,发动韩、赵、燕、魏、齐诸国合纵,迫使秦国废帝退地,至乐毅破齐前夕,遭车裂而死。《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苏子》三十一篇,今使。帛书《战国策》残卷中,存有其游说辞及书信十六篇,与《史记》所载有出入。
  杜赫
  《战国策》中关于杜赫的文章有5篇。
  杜赫想让东周重用景翠,就对东周君说:“您的国家很小,倾尽您的珍宝侍奉显赫诸侯的笼络人心的方法,不是太适合,应该好好反思一下。比如张网捕鸟,把网设在没有鸟的地方,永远也不会捕到鸟;把网设在鸟多的地方,容易使鸟惊觉,又会把使鸟惊飞。只有把网设在有鸟而鸟不多的地方,才会捕到很多鸟。如今您把钱花在声名显赫的人身上,可这些人却瞧不起您;把钱花在普通人身上吧,您对这些人指望不了什么、无所企求,又浪费钱财。君王只有把钱花在暂时穷困潦倒,现在并不显赫,将来一定成大器的人身上,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周最
  周公子,侍奉秦昭王。其能力较强,但私欲也很重,时刻不忘为自己谋利,所以成不了大事。《战国策》中涉及的21篇。
  齐国派周最出使韩国,胁迫韩国任命韩扰为相国,罢免公叔。周最为此很苦恼,他说:“公叔和周君的关系很好,派我出使韩国,使韩国废掉公叔而立韩扰为相。俗话说:‘人在家里生气,一定会把怒容在大庭广众之下表露出来。'如果公叔怨恨齐国,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可是他一定会和周君绝交从而痛恨于我呀。”史舍劝道:“您就去吧,我会让公叔尊重您的。”
  周最来到了韩国,公叔非常愤慨。史舍见公叔说:“周最本来不想出使韩国,是我私下里强迫他来的。周最不想来,是为了您好;我强迫他来,也是为了您好。”公叔说:“请您说说您的理由。”史舍回答道:“齐国一个大夫养了一条很凶猛的狗,不能呵斥,呵斥它就要咬人。有一位客人想试试,先小心地盯住它,轻轻地呵斥,狗没有动;又大声呵斥它,狗竟没有了咬人的意思。周最以前有幸能够侍奉您,这次不得已才出使韩国。他将按照礼节慢慢地陈述齐国的要求,韩王一定以为齐王并不急于这样做,一定不会答应这个要求。如果周最不来,别人一定也会来出使的。来的人和您没什么交情,又想要讨好韩扰,出使肯定会很快,说话的口气一定很急切,那么韩王一定会答应他。”公叔说:“好。”于是就很敬重周最。韩王果然没有让韩扰取代公叔为相。
  陈轸
  战国时纵横家。秦国在一次战争中打败了韩国,于浊泽俘虏了韩国的两个将领。韩臣公仲向韩王献计,用韩国的一座名城和一些兵器为议和条件,让秦国向南出兵攻打楚国。楚国处在秦、韩军队联合进攻的情况下。楚国谋臣陈轸向楚王献缓兵之计,即告示全国,调兵遣将,扬言去救韩;并派遣使者,携带很重的礼品献给韩国,阻止秦、韩合兵。韩王果然中计,听信楚国救援韩国的假言,派人与秦国断交。秦、韩大战,楚国坐山观虎斗。韩国大败。陈轸的缓兵之计运用成功。
  召滑(shào huá)
  召滑是接替昭阳担任大司马的人物,也是楚国抗秦派的另一个代表,是一个精明的军事家和外交家。前317年,楚简记此年为“大司马昭滑救吕之岁”。楚之吕即河南南阳,昭滑救吕,大概是为了援助正在与秦兵苦战的韩魏两国。前314年,昭滑参与了存燕运动的外交活动。
  《赵策二》:
  齐破燕,赵欲存之。乐毅谓赵王曰:「今无约而攻齐,齐必雠赵。不如请以河东易燕地于齐。赵有河北,齐有河东,燕、赵必不争矣。是二国亲也。以河东之地犟齐,以燕以赵辅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齐。是因天下以破齐也。」王曰:「善。」乃以河东易齐,楚、魏憎之,令昭滑、惠施之赵,请伐齐而存燕。前312年,楚两败于秦之后,丢失了鄢郢、汉中之地,张仪又企图再次对楚国发动外交攻势。
  《楚策一》:
  张仪相秦,谓昭雎曰:「楚无鄢郢、汉中,有所更得乎?」曰:「无有。」曰:「无召滑(原作昭过,形近而误)、陈轸,有所更得乎?」曰:「无所更得。」张仪曰:「为仪谓楚王逐召滑、陈轸,请复鄢、郢、汉中。」昭雎归报楚王,楚王说之。有人谓召滑曰:「甚矣,楚王不察于尊名者也。韩求相工陈籍而周不听;魏求相綦母恢而周不听,何以也?周曰是列县畜我也。今楚,万乘之犟国也;大王,天下之贤主也。今仪曰逐君与陈轸而王听之,是楚自行不如周,而仪重于韩、魏之王也。且仪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贵富者魏也。欲为攻于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绝其交,内逐其谋臣。陈轸,夏人也,习于三晋之事,故逐之,则楚无谋臣矣。今君能用楚之众,故亦逐之,则楚众不用矣。此所谓内攻之者也,而王知察。今君何不见臣于王,请为王使齐交不绝。齐交不绝,仪闻之,其效鄢郢、汉中必缓矣。是昭雎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可见,此时召滑已经是“能用楚之众”的抗秦派第一人物和张仪的眼中钉了。此策中的谓召滑者,是一个爱国心很强、联齐抗秦意志很坚决的外交人物,有可能就是屈原。召滑后来大概没有被放逐,而是采取了另一种方式离开了楚国。他被派往越国,开始从事一项大胆的征服计划。到了前306年,
  《楚策一》范环谓楚王:
  “且王尝用昭滑于越而纳句章,昧之难,越乱,故楚南塞濑胡而郡江东。计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乱而楚治也。”昭滑在越5年(前311-前307年),其具体事迹已不得而知,但设郡江东、征服了越国的大部分地区,应该是无疑的。在前312年楚国遭秦国重创后,昭滑灭越对楚国来说,是一项重要的成就。现在就可以对怀王这么说了:“王虽东取地于越,不足以刷耻;必且取地于秦,而后足以刷耻于诸侯。”
  苏厉
  事迹不如两位兄长多,但是由于三苏(苏秦,苏代,苏厉)被后世称道,也同样闻名遐迩,也可能含有苏氏家族雄辩才能遗传因素的影响,主要为齐国服务。《战国策》中涉及的8篇。《史记 苏秦列传》中有对苏代,苏厉的详细介绍。
  乐毅
  生卒年不详,中山灵寿(今河北灵寿西北)人。战国后期杰出的军事家,拜燕上将军,受封昌国君,辅佐燕昭王振兴燕国,报了强齐伐燕之仇。乐毅先祖乐羊为魏文侯(魏斯,魏国开国君主)手下的将领。曾率兵攻取中山(参见魏灭中山之战),因功被封在灵寿,乐羊死后,葬于灵寿,从此乐氏子孙便世代定居在这里。中山复国后,又被赵武灵王(?—前295年)所灭(参见赵攻中山之战),乐毅也就成了赵国人。
  吴起
  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卓越的军事家、统帅、军事理论家、军事改革家。卫国左氏(今山东省定陶,一说曹县东北)人。后世把他和孙子连称“孙吴”,著有《吴子》,《吴子》与《孙子》又合称《孙吴兵法》,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
  带佗
  《易林·益之临》说:“带佗、儿良,明知权兵,将师合战,敌不能当,赵、魏以强”可知他们是赵,魏的将领倪良---战国时期军事家,率领六过军队 始祖——西汉御史大夫倪宽 (?~前103)西汉武帝时千乘郡(今东营市广饶县石村乡倪家村)人。幼年家境贫寒,每下地劳动,总是把《五经》挂在锄钩上,有空即读,“带经而锄”的故事广为流传。
  王廖
  战国时人。名将兼兵法家。《吕氏春秋—不二篇》:“王廖贵先,倪良贵后”。贾谊《过秦论》:“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王廖可能即是秦昭王时将军戮。
  赵奢
  生卒年不详,号:马服君,汉族“马”姓起源。赵国人,与赵王室同宗,当届贵族。战国后期赵国名将。战国八将领之一,主要生活在赵武灵王(前324—前299年)到赵孝成王(前265—前245年)时期,享年约60余岁。
  赵奢的早期活动不详。据《战国策·赵策》载,他对赵胜说:“奢尝抵罪居燕,燕以奢为上谷(燕郡,治所在今河北怀来县,辖今张家门以东,吕平以北)守,燕之通谷要塞,奢习知之。”据此,他可能参与过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而在惠文王四年(前295年) “沙丘之乱”后,赵成、李兑专权,迫害武灵王近臣,正值燕阳王召贤,赵奢亡命入燕,得信任,被任命为那守。赵惠文王十二年(前287年)李兑失势,受其迫害者陆续回国,赵奢可能此时才回到赵国。
  田忌
  生卒年不详,田氏,名忌,字期,又曰期思,封于徐州(今山东省滕州市南),故又称徐州子期。战国初期齐国名将。田忌以田齐宗族的身份作齐将,他很赏识孙膑的军事韬略,向齐威王举荐孙膑,威王任孙膑为军师。田忌在孙膑的谋略和协助下指挥了两次著名的战役。一次是桂陵之战。齐威王四年(前353年),魏惠王围攻赵国的邯郸,赵求救于齐。齐威王认为魏在邯郸城下经过一年多的苦战,已筋疲力竭,出兵时机成熟,便命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率军八万救赵。田忌原拟直接进攻魏主力,后采纳孙膑“围魏救赵”、“批亢捣虚”的作战方针,趁魏国国内防务空虚,直捣魏国都城大梁,迫使攻赵的魏军“释赵而自救”,待魏军回兵时,中途予以截击。结果,在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大败魏军。
  廉颇
  由于列国史书都已经被秦始皇焚烧,以下是仅存的关于廉颇的史料。
  廉颇,生于公元前327年卒于公元前243年,死时已是84岁高龄.战国时期赵国杰出的军事将领。主要活动在赵惠文王(前298—前266)、赵孝成王(前266—前245)、赵悼襄王(前245—前236年)时期。
  赵惠文王初,东方六国以齐最为强盛,齐与秦各为东西方强国。秦围欲东出扩大势力,赵国当其冲要。为扫除障碍,秦王曾多次派兵进攻赵国。廉颇统领赵军屡败秦军,迫使秦改变策略,实行合纵,于惠文王五十四年(前285年)在中阳(今山西中阳县西)与赵相会讲和。以联合韩、燕、魏、赵五国之师共同讨伐齐国,大败齐军。其中,廉颇于惠文王十六年(前283年)带赵军伐齐,长驱深入齐境,攻取阳晋(今山东郸城县西,本为卫国领地,后属齐),威旗诸侯,而赵国也随之越居六国之首。廉颇班师回朝,拜为上卿(上卿为当时最高级的文官,相当于后来的宰相),秦国虎视赵国而不放贸然进攻,正是慑于廉颇的威力。此后,廉颇率军征战,守必固,攻必取,几乎百战百胜,威震列国。
  《过秦论》与《阿房宫赋》之比较
  陈从政
  《过秦论》和《阿房宫赋》,前后时隔千年有余,然而异体同构,流传千古,同为文苑奇葩。
  异体
  第一,写作手法不同。
  《过秦论》是一篇政论,因而重在说理,叙史部分高度概括,如秦“取西河之外”是商鞅计骗魏将公子卯而袭破其军的结果,文中只用“拱手”二字概括。而《阿房宫赋》是一篇文赋,所以重在讽喻,文章极尽描写之能事,如第2段写阿房宫中美人之多,便分别以“明星”“绿云”“渭流”和“烟斜雾横”比喻宫女“开妆镜”“梳晓鬟”“弃脂水”和“焚椒兰”。“论”“赋”异体,手法不同。
  第二,立论角度不同。
  《过秦论》因要“过”秦,便反复对比:秦先弱后强之比,九国之师与一秦之比,强秦与陈涉之比,九国之师与陈涉之师之比。两两比较,只为激出末句。“故正意一经揭出,格外警悚出奇,可谓极谋篇之能事矣。”(《文章源流》)《阿房宫赋》则以“寓言”式的描写,来表明“秦爱纷奢”:“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弃掷逦迤”,“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进而指出秦灭亡的主要原因。
  同构
  第一,写作目的相同。
  西汉初期,经济凋敝,人口减少,贾谊目睹了这一切,便极力主张行“仁政”以“安民”。多次上疏,评论时政,其《过秦论》的目的即是借说秦之过而劝汉文帝“安民”。杜牧更是如此,他在《上知己文章启》中说:“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明确表明此文是为了以古鉴今,针砭时政。
  第二,灭亡原因相同。
  贾谊继承并发展了汉初叔孙通、陆贾等人关于秦灭亡原因的观点,简洁地概括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杜牧在文末也说:“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施仁义”和“爱人”皆儒家一脉相承之观点。
  第三,全文结构相同。
  《过秦论》全文5段,前4段叙史,概括了秦自孝公(公元前361年)崛起,到二世灭亡(公元前207年)的整个兴亡过程,末段议论,归纳出秦灭亡原因。《阿房宫赋》全文4段,前3段描写,详尽地描绘了阿房宫的雄伟壮观、美人珍宝之多和“秦爱纷奢”之状,末段发出感叹,总结秦灭亡的教训。两文都是前叙后论,篇末明旨。
  第四,都用铺排渲染。
  《过秦论》虽是政论,但贾谊首先是一个汉赋大家,因而多用写赋手法,“铺张扬厉”。如叙秦孝公之雄心“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叙九国之师攻秦“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之属为之谋,齐明……之徒通其意,吴起……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始皇“威振四海”是“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大段铺排形成了一种波澜壮阔的气势。《阿房宫赋》更极尽铺排渲染之能事,“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极写楼阁密而奇;“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极写宫女多而美;“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庚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极写秦王生活奢而糜。铺排渲染之中溢出文章之“主意”。
  第五,语言整齐峻拔。
  《过秦论》多用骈偶,工整雄峻。如首段末句“当是时也,商君佐之”以下“内”“外”对应,一气呵成;第2段首句“蒙故业,因遗策”以下“南取”“西举”“东割”“北收”并举,气吞九州。《阿房宫赋》首句即奇,“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钱钟书说它“发唱惊挺,操调险急”(《管锥编》),像“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这样的四字句更增强了文章的气势。此外,两文都使用了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既形象,又生动,给人以审美的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