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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有道 文景二帝如何打造汉初盛世

2012-04-21 20:38:14 作者: 来源:中国历史网 点击:

惨淡的现实:天子找不下四匹同颜色的马,将相上朝乘坐牛车

 

  汉高祖刘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败了强手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但面对的却是一片惨淡而严酷的现实。

 

  由于战争的破坏,山河破碎,许多著名的大都市都付之一炬,残垣断壁,变成了废墟。国家人口锐减,大城名都,户口可得者只有十分之二三,即大中城市的人口减少了70%。刘邦的封地曲逆原来有三万人,现在只有剩下五千。在战乱中,生产遭到破坏,社会经济凋敝,土地荒芜,人失作业,米一石5000钱,人相食,死者过半。国家财政困穷到了极点,天子找不下四匹同颜色的马,将相上朝乘坐牛车。

 

  用什么样的办法能使财政好转呢?秦代的教训西汉统治者铭记在心。秦始皇横征暴敛,大兴土木,穷兵黩武,耗尽了国家的财力,用尽了国家的物力,征尽了国家的人力。北修长城动用40余万人,岭南戍边动用50余万人,修建骊山皇陵征发了70余万人。据估计,秦朝日常服役的劳动者达到壮年男子的1/3。这空前的徭役和工程所需要的各种费用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赋税达到人民收入的2/3。史书上说:“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二十倍于古”,人民负担的沉重可想而知。秦朝政权仅仅15年就土崩瓦解。要想长治久安,绝不能步秦始皇后尘。所以,汉惩秦之弊,提出“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国策。

 

  由此出发,西汉从建国开始,汉代统治者就崇尚“黄老之学”,坚持“以人为本”。汉文帝指出:“腹饥不得实,肤寒不得衣,慈母不能保其子,人君怎么能获得民众的拥护呢!”史学家一般认为,汉初奉行的是“黄老之道”,实行的是“无为”而治。所谓“无为”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政府不去做扰民、伤民、害民的事,而是顺从民心,做民众喜欢的事。《老子》曾说:“圣人无恒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这实际上是人本思想的体现,西汉初年的“黄老之道”也体现了人本思想,汉初的与民休养政策是为“爱民”实施的,并不是“无为”而制定的。

 

休养生息:厉行轻徭薄赋、奖励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

 

  公元前179年到前141年,前后41年,是汉文帝和汉景帝统治时期。他们厉行轻徭薄赋、奖励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促使社会经济持续增长,形成人民富裕、国库充盈的盛世局面,史称“文景之治”。其主要措施有:

 

  实行轻徭薄赋,减轻人民负担。刘邦登基后,约法省禁,减轻田赋税率,“什五而税一”。汉惠帝时,下令“减田租,复十五税一”。可知刘邦在位的12年间,后期因国家财政上的需要,税率有所提高,但惠帝于汉高祖十二年即位后,马上恢复了原来的税率,使十五税一保持下来,即使吕后当政时也未见改变。汉文帝时,进一步降低田租的税率,按“三十税一”征税。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田赋税率最低的时期,而且以后始终不变。

 

  鼓励生产、发展经济,扩大税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在农业方面,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还通过各种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人民开荒。在工商业方面,文帝“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十二年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促进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交往。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工商杂税收入逐步超过了全国的田租收入,也使政府有财力减免田租。汉景帝恢复与匈奴等周边民族通关市,发展边境贸易。在“异物内流,利不外泄”的原则下,取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

 

  厉行节约,禁止浪费。汉文帝提倡节俭,他在位期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都无增加。他曾经想做一个露台,预算报上来,需要百金,他便放弃了这一想法。他说:“百金相当中产人家十家的财产总和了,我继承先帝的宫室,还常觉得羞耻,怎么能花百金建露台。”为了减免人民税负,他还减少自己的开支,裁减侍卫人马。汉景帝下诏不接受地方贡献的锦绣等奢侈物品,并禁止地方官员购买黄金珠玉,否则以盗窃论罪。

 

  通过“贵粟”政策,提高农民收入。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史载文帝时每石“粟至十余钱”。为了保证农民的收入,吸引农民重视农业生产,汉文帝君臣认为惟一途径就是提高粮食价格,对能够提供粮食者实行奖励。他们采取的策略是鼓励有钱人家购买农民的粮食,捐献给国家。对于能捐献粮食并运送到边境粮库的,国家按照捐献数额的不同赐予不同爵位,还可以赎罪。这样,边防要塞的粮食储备迅速充足了,接下来又进一步充实各郡县的储备。只要郡县储备足够一年所需,该郡县就可以免收农民田租。在这样政策的鼓励下,农民的收入保障了,负担减轻了,国家的储备也充足了。

 

  实行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管理体制,逐步加强中央集权。汉初鉴于秦朝极端专制之弊,在国体上实行了郡国并行制。最初对减轻中央财政的负担、缓解汉初的财政困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地方也能因地制宜的实行一些惠民政策,如齐国工商业发达,又有渔盐之利,便不征农业税。吴国则有铜山、海盐能获巨利,故无赋税。

 

  这些与民休息政策和措施,对战乱之后的广大民众来说,犹如及时雨,雪中炭,对安定民生、稳定社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好雨知时节”,“润物细物声”,可以用这两句诗来形容西汉前期的惠农政策。

 

抑制豪强:禁止豪强私自铸钱;重农抑商;逐步分化诸侯

 

  西汉前期“与民休息”的政策,对农民是雨露阳光,但却助长了豪强商贾的实力。因为豪强地主占有的土地多,轻徭薄赋政策使他们获利最多;“弛山泽之禁”,富商从中获利最大。所以,在“与民休息”的同时,豪强巨商一天天膨胀起来,社会上形成了拥有政治优势的汉初军功集团、桀骜不驯的巨族土霸和财力日益雄厚的商人三股势力。这些豪富占有大量财富,一方面使用成群奴婢,过着侈靡生活,消耗着大量的劳动成果,影响着农业生产;一方面疯狂兼并土地,逼迫大量的自耕农破产流亡。当时国家的税收是三十税一,即收获量的3.33%,地主向佃农收取的地租率是什五,即收获量的50%,其差额就是地主的受益即46.67%。社会财富占有的悬殊,是社会不安的最大隐患,这极容易造成社会秩序的动荡和阶级矛盾的尖锐。

 

  为了保护自耕农的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保持社会的安定,文景二帝开始采取了一些抑制豪强的措施。文帝的重要策臣贾谊提出:移风易俗,反对豪强淫侈之风;禁止豪强私自铸钱;重农抑商;逐步分化诸侯;加强储备以防灾荒等一系列建议。这些主张严重损害了权贵阶层的利益,贾谊也成了他们的攻击对象,指责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最后,贾谊终于被陷害,流放到潮湿沼荒之地,死时年仅33岁。

 

  汉景帝时的晁错是比贾谊更务实的政治家,也更加勇敢。晁错指出今天虽然法律“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他提出“损有余补不足”的理财思路,以捐献粮食授予爵位的方式,诱使富人去购买农民的粮食来实现重农国策。他劝景帝勇敢地接受权贵集团的挑战,得到了景帝的重用,但也受到权贵们更多的攻击。景帝在打击豪强方面,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特别是任用郅都、王温舒、严延年、宁成等所谓的酷吏,痛诛不法豪强。史书上说“流血十余里”,“余皆股栗”,“豪强肋息,威震旁郡”。晁错的父亲从老家赶来劝阻儿子说:“你这样做,刘氏安矣,而晁氏危。”晁错父亲受不了压力而服毒自杀,晁错也在后来的七国之乱中被杀害。贾谊和晁错的主张先后被文帝和景帝接纳并实行,作为“文景之治”的重要功臣一直被后世称颂。

 

太平盛世: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

 

  在薄税劝农,与民休息的政策指导下,经过文景二帝41年的治理,迎来了西汉前期的太平盛世。

 

  首先是农民负担大大减轻。从汉高祖即位(公元前202年)到汉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前后共62年间,西汉王朝实行的是中国古代堪称典范的轻徭薄赋政策,农民的负担是最轻的。晁错在其《重农贵粟疏》中曾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这是一般农家的状况,百亩产量为100石,文帝时一石粮价为500钱,100石总收入为50000钱。按照十五税一计算,农民负担占其总收入的7.16%,按照三十税一计算,农民负担占其总收入的3.86%。从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起,又连续免除全国田赋长达11年,在这期间,农民来自农业税的负担没有了,这在封建社会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西汉前期七十余年农民负担一直很轻是历史上公认的。

 

  其次是人民富足,社会安定。西汉由于农民负担长期得到减轻,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出现了社会安定和谐的“文景之治”。史称:惠帝吕后之间,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户口浸息,刑罚用稀;文景之世,国家元气恢复,社会安定,府库充实,人民生活近于小康。《史记·律书》记载文帝时,“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米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至汉武帝时期,因“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富足。……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牸牝者槟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外,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仁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这样的安康和谐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再次,经济发展,国家财政充实。由于经济得到发展和繁荣,国家财政与建国初相比,出现了天壤之别。如文景时,“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至汉武帝即位时,国家财政又上了新台阶。“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国家财政实力如此雄厚,也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少见的。

 

  由此可知,西汉以“文景之治”为标志的太平盛世,是通过轻徭薄赋政策取得的。汉初“无为而治”的国策,也不是无所事事、放任自流的“无为”,而是积极“有为”的。那就是为农民建立平静稳定的生产环境,努力把对农民生活生产活动的干扰降低到最小,努力保证农民的劳动得到稳定的报酬。在排除农民生产干扰方面,一是减轻政府对农民的赋役负担,二是打击豪强对农民的侵害;在保证农民收益上,一方面大幅度减免农业税,一方面通过财税政策稳定物价。太平盛世,国家的财政收入多、富人的收入高不是标志,更重要的是看人民的富足程度,尤其要看农民的富足程度。

 

  (作者为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

 

  鼓励生产、发展经济,扩大税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在农业方面,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还通过各种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人民开荒。在工商业方面,文帝“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十二年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促进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交往。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工商杂税收入逐步超过了全国的田租收入,也使政府有财力减免田租。汉景帝恢复与匈奴等周边民族通关市,发展边境贸易。在“异物内流,利不外泄”的原则下,取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

 

  厉行节约,禁止浪费。汉文帝提倡节俭,他在位期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都无增加。他曾经想做一个露台,预算报上来,需要百金,他便放弃了这一想法。他说:“百金相当中产人家十家的财产总和了,我继承先帝的宫室,还常觉得羞耻,怎么能花百金建露台。”为了减免人民税负,他还减少自己的开支,裁减侍卫人马。汉景帝下诏不接受地方贡献的锦绣等奢侈物品,并禁止地方官员购买黄金珠玉,否则以盗窃论罪。

 

  通过“贵粟”政策,提高农民收入。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史载文帝时每石“粟至十余钱”。为了保证农民的收入,吸引农民重视农业生产,汉文帝君臣认为惟一途径就是提高粮食价格,对能够提供粮食者实行奖励。他们采取的策略是鼓励有钱人家购买农民的粮食,捐献给国家。对于能捐献粮食并运送到边境粮库的,国家按照捐献数额的不同赐予不同爵位,还可以赎罪。这样,边防要塞的粮食储备迅速充足了,接下来又进一步充实各郡县的储备。只要郡县储备足够一年所需,该郡县就可以免收农民田租。在这样政策的鼓励下,农民的收入保障了,负担减轻了,国家的储备也充足了。

 

  实行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管理体制,逐步加强中央集权。汉初鉴于秦朝极端专制之弊,在国体上实行了郡国并行制。最初对减轻中央财政的负担、缓解汉初的财政困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地方也能因地制宜的实行一些惠民政策,如齐国工商业发达,又有渔盐之利,便不征农业税。吴国则有铜山、海盐能获巨利,故无赋税。

 

  这些与民休息政策和措施,对战乱之后的广大民众来说,犹如及时雨,雪中炭,对安定民生、稳定社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好雨知时节”,“润物细物声”,可以用这两句诗来形容西汉前期的惠农政策。

 

抑制豪强:禁止豪强私自铸钱;重农抑商;逐步分化诸侯

 

  西汉前期“与民休息”的政策,对农民是雨露阳光,但却助长了豪强商贾的实力。因为豪强地主占有的土地多,轻徭薄赋政策使他们获利最多;“弛山泽之禁”,富商从中获利最大。所以,在“与民休息”的同时,豪强巨商一天天膨胀起来,社会上形成了拥有政治优势的汉初军功集团、桀骜不驯的巨族土霸和财力日益雄厚的商人三股势力。这些豪富占有大量财富,一方面使用成群奴婢,过着侈靡生活,消耗着大量的劳动成果,影响着农业生产;一方面疯狂兼并土地,逼迫大量的自耕农破产流亡。当时国家的税收是三十税一,即收获量的3.33%,地主向佃农收取的地租率是什五,即收获量的50%,其差额就是地主的受益即46.67%。社会财富占有的悬殊,是社会不安的最大隐患,这极容易造成社会秩序的动荡和阶级矛盾的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