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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故事

2011-11-17 20:22:35 作者: 来源:中国历史网 点击:

屈原的故事

屈原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约于公元前340年出生于楚国丹阳(今湖北宜昌市秭归县),自称颛顼的后裔。 

“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在流放期间,屈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不朽名篇。其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屈原被放逐后,在和渔父的一次对话中,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找苦吃。屈原表示宁可投江而死,也不能使清白之身,蒙受世俗之尘埃。在渔父看来,处世不必过于清高。世道清廉,可以出来为官;世道浑浊,可以与世沉浮。至于“深思高举”,落得个被放逐,则是大可不必。

屈原和渔父的谈话,表现出了两种处世哲学。

前278年,秦国攻破了郢都。当年五月五日,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抱大石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的身世记载屈原身世的材料,以《史记·屈原列传》较早而具体。司马迁之前,贾谊在贬谪长沙途经湘水时,曾作赋以吊屈原。文中引用了屈原《离骚》及《九章》中的一些篇章,转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与《史记》所载完全契合。和司马迁同时代而年辈稍早的有东方朔作《七谏》,庄(东汉人避讳作严)忌作《哀时命》,都是摹仿屈原的作品,文中所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也与《史记》所述相接近,所以《史记》所载屈原事迹是基本可信的。当然,传中也有偶然失叙或史实错记之处。

近代少数学者对屈原的存在表示怀疑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屈原列传》说屈原名平,字原。而《离骚》中则自称名正则,字灵均,这是前者的转写化名。“正则”与“灵均”是平和原二字的引申义。

关于屈原的出生年月日,《离骚》中自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对此有不同解释,大致可分两说:一是王逸说,他认为“摄提”是“摄提格”的省称,屈原生于“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即寅年寅月寅日;二是朱熹说,他认为“摄提”是天上星座名,并不说明什么年份,两句只是说屈原生于寅月寅日,但年份不明。二说之中,王逸说更为流行,但因所据历法不同,结论各异。浦江清推定屈原于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正月十四日生,这一结论较为精细。

屈原的远祖是颛顼高阳氏,应是夏氏族的一部分。据《史记·楚世家》说,高阳氏六代孙名季连,是楚的创业始祖,姓。周成王时,季连的曾孙熊绎受封于楚,居丹阳(今湖北秭归),传至熊通(一作达),就是楚武王。其子瑕,封采邑于屈,子孙就以屈为氏,所以屈是楚国姓的分支。自春秋以来,屈姓历世都担任楚国的显要职位,担任高级官职莫敖的有屈重、屈完、屈荡(前后两见)、屈到、屈建、屈生等,多半是父子相传。

屈原的父亲,《离骚》中称其名为伯庸,可能也是化名。另外,传说中屈原还有一姊。

屈原所得姓的屈地,今已很难确指在何处。屈原故里只能据汉以后各家之说来推断,诸说中以丹阳秭归的传说为最多。丹阳即楚始封之地。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注》引袁山松《宜都记》说:“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秭归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縻漫,犹保原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捣衣石犹存。”这是汉魏以来关于屈原故里的最具体的说法。

屈原的政治活动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重要政治家。他的一生在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度过。了解他的政治活动经历,是研究屈原思想和文学成就的重要前提。

自屈瑕任莫敖后,这个职位几乎全由屈氏子孙世袭。其职位仅次于令尹。《屈原列传》说屈原曾为楚怀王左徒。据现有史料可以考知的战国时期担任过楚左徒的,仅屈原与春申君二人。春申君以左徒升为令尹,与楚旧制莫敖升为令尹相同。而从《屈原列传》所载屈原在内政、外交方面担负的职责来看,左徒亦与莫敖职位相当,可能就是春秋时代的莫敖。屈原与怀王同祖,他当左徒,是以宗亲而任重臣。

屈原在政治上的活动,据《屈原列传》所载,并用屈原作品相印证,主要有:内政方面辅佐怀王,议论国事及应对宾客,起草宪令及变法;外交方面参加合纵派与秦斗争,两度出使于齐。

 屈原的故事

屈原的政治活动是和当时历史发生变革的情况相联系的。春秋时期周王朝的统治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要求,诸侯国家都已自成中心,相互争霸,楚国的形势与中原各国有相似之处,并由于地理和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发展成新兴大国。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经过长期兼并,形成了七雄并峙的新局面,其中又以秦、楚为最强。

屈原辅佐楚怀王,正在七雄激烈争斗之时。屈原起初很受怀王信任重用,怀王让他“造为宪令”,即主持国家政令的起草、宣布等事项。“宪令”涉及推行变法之事。楚国在悼王时,已有吴起变法的先例。怀王初年,也想有一番作为,曾争到合纵之长,因而屈原希望变旧更新,一度受到怀王的支持。可是,楚国的变法本来就不够彻底,政权主要掌握在贵族重臣手中,他们为了保持个人禄位而反对变法。

当时楚国朝廷中佞臣充斥,与屈原同列的有上官大夫。他心怀嫉妒,与屈原争宠,屈原起草宪令未定,上官大夫欲夺其稿,屈原不予,他就向怀王进谗言,说:“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怀王庸懦昏聩,不加辨明,就怒疏屈原。屈原的被疏远,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政治改革计划触犯了贵族利益,遭到旧贵族们的中伤打击。

屈原和旧贵族集团的斗争,还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屈原分析了当时形势,坚决主张联合齐国、抗击秦国的策略,这是对楚国有利的正确策略,怀王曾采纳他的主张,并派他出使齐国。屈原被疏远后,秦国派张仪出使楚国,以土地诱惑楚怀王。目光短浅的怀王就改变了对外政策,采取绝齐亲秦方针,结果使楚国在政治上、外交上吃了大亏。怀王恼怒,又轻率出兵伐秦。由于没有齐国的支援,被秦国打得大败,还丧失了汉中之地。在危殆的形势下,屈原曾被怀王再次派往齐国,以图修复两国交好。但不久,秦昭王又提出秦楚两国联姻,要与楚王会面,屈原谏阻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之子子兰却劝怀王去秦,说:“奈何绝秦欢?”怀王终于去了秦国,果然被扣留,最后客死于秦。当时屈原已被逐出朝廷,流放到汉北地区。

楚怀王死了以后,长子顷襄王继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当时,楚国人都责怪子兰劝怀王入秦的过错,所以,屈原受到广泛的同情。但子兰非但不思其过,反而唆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诽谤屈原。顷襄王在一怒之下,再次把屈原流放到江南地区。大约此时郢都在庄暴郢之后,“百姓震愆”,“民离散而相失”,他只得去故乡而就远。辗转流离在沅、湘一带大概有九年之久。他远离故国,又无职位,对于国家、宗族之事只有悲叹而已。于是,他又慢慢地顺着沅江,向长沙走去。屈原回楚都既不可能,远游、求贤又不成,这时他“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最后,在无可奈何之际,他自沉于汨罗江中,以明其忠贞爱国之怀。

除左徒外,屈原还曾担任过“三闾大夫”一职。三闾即楚宗室昭、屈、景三姓聚居之所,三闾大夫应当就是春秋、战国以来晋、鲁等国的公族大夫,职务是管理宗族事务,教育贵族子弟,汉代的宗正与之相当。屈原之为三闾大夫,肩负着教育宗族胄子的重任。这在《离骚》中有很清楚的表述:“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他为培养后备人材付出了大量心血,但结果却是“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他辛勤培育的一批人,竟变成了反对自己的敌对力量,使他感到极大的苦痛。

屈原的思想和创作屈原学识渊博。他对天文、 地理、礼乐制度、周以前各代的治乱兴衰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传说,都很熟悉;对于春秋以来各大国的历史和一些重要人物,也很了解;而对楚国先王的创业史,尤为精熟。在这广阔的领域里,他总结了许多经世治平之理,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在屈原的作品中,随处都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忠君致治的思想感情。

他的政治理想的内容就是“美政”,即圣君贤相的政治。他认为只有圣君贤相才能改变楚国的政治和社会的现实,使楚国强大起来。他热烈颂扬古代的圣君如尧、舜、禹、汤、后稷、文王以及齐桓、晋文和楚之三后等,热烈颂扬古代的贤臣如伊尹、傅说、吕望、周公、宁戚、箕子、介子、比干、伯夷、叔齐、伍子胥及楚之子文等。他还用对比的方法讲一些非圣之君如桀、纣、羿、寒浞、浇等。他想通过对比来说明圣君贤相的重要,并借以说明楚无圣君贤相的危险性,这些都是针对现实而发的。“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耿介,意即光明正大,是屈原对国君的最高要求。所谓贤臣,则以伊、傅、吕、宁为楷模,而不以贵胄为对象。这就是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的意思,屈原在讲到贤臣时,往往用忠贞、忠诚、忠信这些语辞。屈原本人就是在忠君爱国的思想支配下,敢于坚持真理,不向邪恶势力低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古代贤臣“忠”的美德在他身上有充分的表现。

屈原的故事

屈原“美政”的另一基本内容就是民本思想。这在他的作品中有很清晰的表述。他在《离骚》《九章》等作品中反复谈到“民”的问题,“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离骚》);“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九章·抽思》)。这实际上是古代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引)思想的发展。所谓圣君贤相,所谓美政,就是要看能否解决民生疾苦问题,能否致民于康乐之境。

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

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 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